在基督教历史的长河中，使徒后期时代的教父们犹如一座坚固的桥梁，将耶稣基督和使徒们的原初教导连接至后世的教会。这些教父们既不是圣经作者，也不具备使徒的直接权柄，但他们的特殊历史地位及其著作的重要性，使他们成为研究早期基督教信仰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本文将探讨这一特殊群体的历史背景、代表人物、思想特点以及其在信仰传承中的历史价值。
一、历史背景
使徒后期时代的教父，特指在最后一位使徒约翰仍然在世时（或刚刚去世不久）活跃的教会领袖。从时间上看，他们主要活跃于公元50年至150年之间，处于基督教历史的关键转折期。
这一百年间，基督教会经历了几个决定性的历史转折点：
- 公元30年：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
- 公元70年：第一次犹太起义，耶路撒冷被罗马将军提多摧毁，圣殿被焚
- 约公元100年：最后一位使徒约翰去世
- 公元135年：第二次犹太起义失败，犹太人被彻底赶出耶路撒冷，开始了长达1800年的流散
这一时期的基督教会面临三重严峻挑战：
- 罗马帝国的迫害（特别是尼禄、多米田、图拉真和哈德良皇帝时期）
- 犹太教的排斥
- 诺斯底主义等内部异端思想的崛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使徒后期的教父们肩负起了保存和传承使徒教导的重任。
二、重要的使徒后期教父
1. 巴拿巴——充满爱心的使徒同工
巴拿巴（原名约瑟）被称为”劝慰子”，这一称呼生动地反映了他充满爱心的天性。多数学者认为他就是使徒行传中与保罗同工的那位，也有观点认为他可能是跟随过在世基督的早期门徒之一，是见证耶稣复活的500多人中的一员。
作为塞浦路斯的利未人，巴拿巴在早期教会发挥了关键的桥梁作用。根据使徒行传4章36-37节记载，他曾卖掉田产，将钱奉献给使徒，支持耶路撒冷初期教会的需要。当安提阿教会兴起时，他被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前往指导工作，显示了教会对他的高度信任。
巴拿巴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促成了保罗的服事。使徒行传9章26-27节记载，当保罗（扫罗）信主后首次尝试与耶路撒冷使徒接触时，众人因害怕而拒绝，唯有巴拿巴接纳他，将他带到使徒面前，为他作见证。多年后，巴拿巴又前往大数寻找保罗，邀请他一同在安提阿事奉，开启了保罗伟大的宣教旅程。
巴拿巴对马可约翰的挽回同样体现了他的爱心本质。使徒行传15章记载，当马可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半途而废后，保罗拒绝再带他同行，而巴拿巴却坚持给马可第二次机会，甚至为此与保罗分道扬镳，带着马可前往塞浦路斯。事实证明，巴拿巴的挽回之举成果斐然——马可后来成为了重要的福音书作者，连保罗也在后期的书信中承认马可对他”有益处”（提后4:11）。
巴拿巴的主要著作《巴拿巴书信》（公元70-132年间写成）针对当时基督徒对犹太律法的困惑提供了解答。该书采用寓意解经方法，将旧约律法视为预表基督的象征，强调犹太人对律法的字面遵守已被基督的新约取代。书中特别声明旧约圣殿的物理破坏是神意的彰显，强调基督徒是真正的”圣殿”，是神的居所。这一观点对帮助初代基督徒（特别是外邦信徒）理解基督信仰与犹太教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2. 黑马（赫马）——悔改与灵性更新的先驱
黑马（又译赫马，约公元95-154年）的生平充满戏剧性转折。据教父欧里金和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记载，他曾是罗马主教庇护一世（约任期140-155年）的兄弟。黑马原本是一名奴隶，被女主人罗底释放后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相当财富，但在一次大规模迫害中失去了财产，甚至被自己的子女出卖背叛。
黑马的名字可能出现在保罗的罗马书16:14中，但这一说法缺乏确切证据。无论如何，他经历的人生起伏使他对悔改和灵性更新有着深刻体悟，这直接影响了他的著作。
黑马最著名的作品《牧人书》（约公元100-160年间写成）是早期基督教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仅次于圣经本身。此书结构复杂，分为三部分：五个”异象”、十二条”诫命”和十个”比喻”，以启示性文学的形式呈现。在书中，一位穿着牧人服装的天使向黑马显现，教导他基督徒的道德生活准则。
《牧人书》对悔改的思考特别深入，提出基督徒在受洗后若犯罪，仍有一次悔改的机会，但必须迅速把握，因为”悔改的日子有尽头”。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广泛讨论，部分教会甚至将该书作为准经典使用。书中还详细讨论了善恶二律的斗争、信徒对抗试探的方法、谦卑与骄傲的分别等主题，为早期信徒提供了实用的灵修指导。
教父爱任纽、克莱门特和俄利根都曾引用《牧人书》，而特土良则称它为”罪人的牧人书”，反映了对其较为宽容悔改观的不满。然而，正是这种对人性罪恶的深刻认识和对悔改之路的探索，使《牧人书》在初代教会的牧养和门徒训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罗马的革利免——教会合一与权柄的捍卫者
罗马的革利免（约公元30-100年）是初代教会的关键人物，被公认为罗马教会的第三任或第四任主教（当时称为”监督”）。根据爱任纽和优西比乌的记载，他是由使徒彼得和保罗亲自按立的。多数学者认为他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4:3中提到的同工，”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革利免生活的年代正值尼禄和多米田皇帝迫害基督徒的时期。传统认为他在多米田统治末期被流放到克里米亚半岛，并在那里殉道，被绑在锚上沉入黑海。因此，锚成为了他的象征，他也被尊为海员的守护圣人。
革利免最重要的著作是《革利免一书》（约公元95-96年），这是一封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旨在解决该教会的内部分裂问题。此信在早期教会极为重要，被视为与新约书信同等权威，一些教会甚至将其纳入圣经诵读。信中强调教会合一、使徒传承以及监督（主教）和长老的权柄。
《革利免一书》的神学特点包括：
- 强调教会的等级制度和权柄次序，将教会组织比作罗马军队的层级结构
- 详述基督的神性和救赎工作，强调他”为我们的罪流出宝血”
- 使用自然界的秩序（如日月星辰的运行）作为教会秩序的类比
- 强调基督徒生活的实践伦理，特别是谦卑、服从和彼此相爱
- 引用大量旧约经文，表明基督教信仰与旧约的连续性
此外，革利免多次引用了当时流传的使徒著作，这些引用为研究新约正典的形成提供了宝贵资料。《革利免一书》对教会政体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为后来主教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4. 坡旅甲——忠贞不渝的殉道者
坡旅甲（公元69-155年）是二世纪基督教最重要的领袖之一，士每拿教会的主教，使徒约翰的直接门徒。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详细记载了他与约翰的师徒关系，而坡旅甲的学生爱任纽也证实了这一点，称自己常听坡旅甲讲述与约翰及其他见过主的人交往的经历。
坡旅甲的生平横跨了基督教从使徒时代到教父时代的关键过渡期。他10岁前就信主，由使徒亲自按立为监督，是最后一位与使徒有直接联系的教会领袖。他在士每拿（现今土耳其的伊兹密尔）牧养教会长达数十年，赢得了广泛尊敬。
安东尼庇护统治时期（公元155年），年届86岁的坡旅甲在一场针对基督徒的暴力事件中被捕。在审判中，罗马巡抚多次给他机会，只要他诅咒基督就可获释，但坡旅甲的回应成为了基督教历史上最感人的见证之一：”我侍奉基督已86年，他从未亏待我，我怎能亵渎我的君王救主？”他最终被判处火刑，但据《坡旅甲殉道记》记载，火焰奇迹般地围绕他形成拱门，没有伤害他，最后士兵不得不用刀结束他的生命。
坡旅甲的主要著作《致腓立比人书》（约公元110-140年）包含14章，内容涵盖：
- 对基督徒品德的详细教导，特别强调公义、节制和真理
- 对长老和执事的指导，强调他们应当慈悲怜悯，避免金钱贪婪
- 对异端（特别是幻影说）的警告，坚持基督真实的肉身和受难
- 对信徒实践信仰的具体建议，包括祷告、施舍和对软弱者的关爱
- 对圣经的大量引用，特别是保罗书信，表明新约经文已被视为权威
坡旅甲的神学特点是其忠实传承使徒约翰的教导，特别重视救恩论，强调基督的救赎工作和信徒的回应。他的殉道不仅鼓舞了当时的信徒，也为后世树立了信仰榜样，成为教会历史上最早被详细记录的殉道事件之一。
5. 帕皮亚——福音起源的见证者
帕皮亚（约公元70-155年）是小亚细亚弗吕家地区希拉波利斯（今土耳其的棉花堡）的主教，与坡旅甲同为使徒约翰的门徒。他热衷于收集来自使徒的口述传统，特别珍视直接见证。正如他自己所言：”若遇到从前跟随长老（使徒）的人，我就询问长老们说过什么——安得烈、彼得、腓力、多马、雅各、约翰或马太，或主的任何其他门徒说过什么，以及亚里斯提昂和长老约翰（主的门徒）现在说什么。因为我认为从书本得来的，对我帮助不如从活人声音和持存的声音得来的那么大。”
帕皮亚的主要著作《主言集解》（约公元110-140年）原有五册，可惜只有通过后世教父引用保存下来的片段。这些珍贵片段提供了福音书起源的第一手资料。关于马可福音，他记载：”马可是彼得的诠释者，凡记忆所及的事，都记载下来，但不按次序记载主所说所行的事。因为他既没有听过主，也没有跟随过主，以后跟随了彼得，彼得按照需要传道，但不是要编辑主的言论集，所以马可记载的并没有错，因为他留心只记载他所听到的，不遗漏任何所听见的，也不加添任何虚假的话。”
关于马太福音，帕皮亚提供了同样宝贵的信息：”马太用希伯来方言编辑了主的言论，每个人都按自己的能力翻译它们。”这些记载为理解福音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尽管现代学者对其准确性有不同看法。
帕皮亚的神学思想中最著名的是千禧年观点，他是最早按照字面解释启示录20章的教父，认为基督复活后的一千年内，基督的国度将有形有体地建立在地上。他描述了这个国度的物质丰盛：”那时，葡萄树将要生长，每棵有一万枝，每枝有一万小枝，每小枝有一万枝条，每枝条有一万串葡萄，每串有一万粒，每粒压榨出二十五瓶酒。”这种具体形象的千禧年观影响了早期教会的末世盼望，激励信徒在逼迫中坚持信仰。
帕皮亚还记录了许多关于使徒的轶事，包括犹大的可怕死亡、约翰的教导细节以及耶稣在世时的一些奇迹。虽然有些记载带有传奇色彩，但他对口头传统的忠实保存为研究初期基督教提供了宝贵资料。
6. 伊格那丢——教会合一的守护者
伊格那丢（约公元35-110年）是安提阿教会的第三任主教，在该教会担任领袖长达40年。传统认为他是约翰的门徒，与坡旅甲和帕皮亚同为使徒约翰的”属灵子孙”。安提阿作为外邦人基督教的重要中心和保罗宣教的基地，在伊格那丢领导下成为了抵御异端、维护正统信仰的堡垒。
图拉真皇帝统治期间（约公元110年），伊格那丢因信仰被捕，并被判处在罗马斗兽场喂狮子。在被押解前往罗马的漫长旅途中，他创作了七封信件（六封写给教会，一封写给坡旅甲），这些信件成为了解二世纪初教会状况的窗口，也是基督教神学发展的重要文献。
伊格那丢的七封信包括：《致以弗所人书》、《致马内夏人书》、《致特拉勒斯人书》、《致罗马人书》、《致非拉铁非人书》、《致士每拿人书》和《致坡旅甲书》。这些信件对当时威胁教会的两大危险——异端思想（特别是诺斯底主义的幻影说）和教会分裂——提出了坚决抵抗。
伊格那丢的神学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教会论：他是第一位明确提出”圣而公之教会”（Catholic Church）概念的教父，强调基督在哪里，大公教会也在哪里。面对教会分裂的危险，他主张主教独裁制，强调信徒应顺服监督，”正如耶稣基督顺服父神，正如长老顺服使徒，又要尊敬执事”。这一主张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抵御异端渗透的必要措施。
- 基督论：伊格那丢坚决反对当时流行的”幻影说”（认为基督没有真实肉体，只是看似人形的神灵）。他明确宣称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按着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就属神的意志与能力而言，他是上帝的儿子。”在《致士每拿人书》中，他强调基督”在本丢彼拉多和希律四分封王统治时期，确实在肉身中被钉十字架”，并”确实从死里复活”。
- 圣餐观：伊格那丢将圣餐定义为”我们永生的药，吃了这个药，就不会死”。他认为圣餐不仅能团结教会，也让信徒思考耶稣道成肉身的奥秘，从而明白救赎的意义。他主张除了主教以外，任何人的施洗或举行的爱宴都是不合法的，这一立场旨在维护教会合一。
- 救赎论：他提出上帝借着人身在世上显现是为要启示出一种全新的人类。他清晰地指出在基督以前，这个世界是掌握在魔鬼和阴间死亡的权柄之下，但耶稣基督的降世为人，给人类带来了永恒的生命。
在前往罗马殉道的路上，伊格那丢的书信流露出对殉道的渴望：”让我成为野兽的食物吧…让我效法我神的受难。”他视殉道为真正与基督合一的途径，这种视死如归的态度不仅彰显了他个人的信仰热忱，也为后世殉道者树立了榜样。
伊格那丢的殉道和著作在教会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对主教制的强调为后来教会组织结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对基督神人二性的坚持成为后来教会抵御各种基督论异端的重要传统；而他对圣餐的理解则影响了东方教会的圣礼观。尽管他的某些主张在今天可能引起争议，但必须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理解：异端四起、教会分散、逼迫加剧的环境中，他的坚定立场和组织原则保护了初代教会的信仰纯正。
三、使徒后期教父著作的特点
1. 圣经引用的显著特征
虽然当时新约圣经尚未集结成册，但这些教父著作中引用的内容基本上都出自后来被确认为新约正典的书卷。这一点提供了重要历史证据，表明早期教会已经知道哪些是源自使徒的权威教导。例如，巴拿巴在公元131年曾引用福音书的内容并称之为”圣经”；坡旅甲在公元110-117年间引用保罗的话也称之为”圣经”。
2. 著作的不完美性
这些教父著作中存在明显的错误和不足，这恰恰证明它们是人的作品而非神默示的圣经。这一特点帮助后世信徒在整理新约正典时能够将这些著作与圣经清晰区分。
3. 宣告性而非解释性
这些教父的著作多为宣告性的而非解释性的，他们不像后来的神学家那样对经文进行细致解释，而是简单直接地传讲他们从使徒那里接受的教导。他们避开复杂的神学辩论，专注于传扬信仰的核心内容。
4. 使徒教导的直接传承
这些教父是使徒教导的直接接受者和传承者，他们的著作保存了许多使徒口头传授的教导，为后世提供了了解早期教会生活和信仰的窗口。
5. 对抗异端的实用性
面对诺斯底主义等异端思想的挑战，这些著作强调基督教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要人顺服神的旨意并产生新的生命和生活方式。这种实用性的教导帮助信徒在复杂的思想环境中保持信仰的纯正。
四、使徒信经的形成与意义
使徒信经被认为是早期教会最重要的信仰声明之一，传统上认为是由十二使徒各写一句组成。虽然这一说法无法确证，但使徒信经无疑保存了最早期的基督教核心教义，是针对当时各种异端的有力回应。
使徒信经涵盖了基督教的核心教义：
- 神论：相信创造天地的全能父神
- 基督论：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由童贞女所生
- 救赎论：强调基督受难、死亡、埋葬、复活的历史性
- 圣灵论：肯定圣灵的位格和工作
- 教会论：确认圣而公之教会的重要性
- 末世论：宣告基督将再来审判活人死人
- 永生论：表达对身体复活和永生的盼望
这一简明扼要的信仰声明成为早期信徒在大逼迫中的信仰坚固剂，也是区分正统信仰与异端的重要标准。
五、了解教父的必要性
1. 信仰传承的见证
使徒后期的教父们就像一场信仰接力赛中的第二棒选手，他们从使徒手中接过信仰的火炬，又传递给下一代信徒。他们的著作和殉道见证了信仰传承的连续性，也是圣灵在历史中工作的有力证据。
2. 新约正典形成的前奏
这些教父的著作对后来新约正典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预备作用。他们所引用和认可的书卷，后来基本都被纳入新约正典，这表明正典的形成不是人为决定的结果，而是圣灵在历史中的引导。
3. 对抗异端的典范
面对诺斯底主义等异端思想的侵蚀，这些教父坚守信仰纯正，不随波逐流，为后世教会树立了抵抗错误教导的榜样。他们的著作成为后来护教士和教父们战胜异端的有力武器。
4. 殉道精神的传承
这些教父中的许多人以殉道结束生命，他们不畏死亡的勇气彰显了复活的大能，见证了基督信仰战胜死亡的核心信息。正如本文所述：”复活是什么？复活就是不怕死。”这种殉道精神成为基督教会在逼迫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撑。
反思
在探讨完使徒后期教父的历史贡献后，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人类认识的真正起点是什么？
从语言学角度看，英语中的”realize”（认识）一词源于”real”（真实的）加上动词后缀，意为”意识到某事是真实的”。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论真理：认识的起点是相信。当我们相信某事是真实的，它才成为我们的知识和认识。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宣告——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上帝的创造、末日的审判——都是要求人相信的真实事件。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些是”real”（真实的）时，我们才能真正开始”realize”（认识）生命的意义和永恒的盼望。
使徒后期的教父们，正是以他们的生命和著作，向我们见证了这些真理的真实性，并将这些真理传递给了世世代代的信徒，使我们今天仍能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和智慧。
在这个后现代主义横行、真理相对化的时代，使徒后期教父们对真理的坚守和为真理殉道的精神，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历史参照和精神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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