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1992年，一个看似疯狂的开始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92年的奥兰多。那一年，克林顿当选总统，互联网还是少数人的专利，而美国的教育体系正沿着约翰·杜威在几十年前铺设的进步主义轨道高速前进。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群”外行人”做了一件在当时的教育专家看来近乎天方夜谭的事情——他们创办了日内瓦学校（Geneva School），这是一所拒绝采用主流教育模式、转而拥抱已经被遗忘了大半个世纪的古典教育理念的学校。
这个故事的主角之一是马龙·德特怀勒（Marlon Detweiler），Veritas出版社的创始人。当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筹划这所学校时，他们手里没有教育学学位，没有办学经验，甚至连一本像样的操作手册都没有。他们有的只是一种近乎本能的确信：现代教育体系出了严重的问题，而解决方案可能藏在那些被现代性抛弃的传统智慧之中。
四年后，也就是1996年，当德特怀勒搬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时，他和当地的教育者们又联手创办了Veritas学院。这两所学校的创立，标志着一场安静但深刻的教育革命正在美国的土地上萌芽。我说”安静”，是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小型学校的出现；我说”深刻”，是因为这场革命最终将改变成千上万个家庭对教育本质的理解。
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为什么”外行”反而更合适？
这场运动最令人着迷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推动者几乎清一色都是”教育外行”。大卫·古德温（David Goodwin）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惠普公司工作多年，负责市场营销和战略业务关系。2003年，他接手了博伊西的安布罗斯学校（The Ambrose School），把一个企业家的视野和方法论带入了教育领域。到2014年，当他被任命为古典基督教学校协会（ACCS）主席时，他的履历表上仍然没有一个教育学学位。
德特怀勒在访谈中回忆起一个有趣的细节。在运动的早期，当有人带着教育学学位来应聘教师职位时，创校者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欣喜，而是担忧。他甚至坦言，最初他认为教育学学位对于古典基督教学校的教师来说是”一件坏事”，是会”适得其反”的。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偏见，但背后有着深刻的逻辑。
古德温对此的解释切中要害。他指出，那些接受过正规教育学训练的人确实掌握了许多技能，但他们同时也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杜威和进步主义教育模式在美国公立学校系统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渗透到了整个教育生态系统——包括基督教学校、认证机构以及其他相关领域。这种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使得受过传统教育学训练的人很难摆脱那些根深蒂固的假设和预设。
这些假设是什么呢？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进步主义对待历史和传统的态度。进步主义者相信，教育的目的是为未来做准备，因此”我们要去哪里”比”我们从哪里来”更重要。在这种思想框架下，过去的经典作品、传统的思维方式、甚至西方文明的根基性文本，都被视为可有可无的装饰品，甚至是束缚进步的枷锁。古德温精辟地总结道：”进步主义者关心的是他们要去哪里，对吧？这就是进步的本质。而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的对立面。”
那些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学训练的”门外汉”，反而能够以一种新鲜的眼光来审视教育。他们来到古典教育面前，惊讶地发现：”嘿，这不仅看起来不同，而且是根本性的不同。”正是这种未被”污染”的视角，让他们能够学习如何在不受教育体制束缚的情况下实践古典教育。他们是在”教育体制之外”学会如何做教育的。
然而，故事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随着运动的发展，德特怀勒的认识也在深化。他开始意识到，虽然杜威式教育的思想框架是有问题的，但教育学专业训练在某些非常实际的层面确实有其价值。比如课堂管理的技巧、如何有效地维护成绩记录系统、如何与家长进行专业的沟通，这些都是教育学培训中传授的宝贵实践经验。问题在于：如何在保持古典教育纯正性的同时，又能吸收这些有用的实践技能？这成为了一个微妙的平衡难题，也是这场运动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挑战之一。
热情驱动的年代：九十年代的拓荒精神
德特怀勒和古德温都强调，九十年代是一个由”热情”（passion）驱动的时代。那时候没有现成的教材，没有培训手册，没有认证体系，更没有什么可供借鉴的成功案例。有的只是一群父母、教师和教育者的共同信念：我们的孩子应该得到更好的教育，而这种更好的教育可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那里找到灵感。
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着如何让小学生接触《伊利亚特》，如何引导初中生理解苏格拉底的对话录，如何带领高中生啃下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在主流教育专家眼中，这简直是不可理喻的——这些古老的文本怎么可能适合现代的孩子？但这些”外行”创办者们相信，如果孩子们能够直接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心灵对话，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整个人生轨迹都会发生深刻的改变。
这种热情是具有感染力的。古德温引用乔治·格兰特（George Grant）的话说，古典教育是一种”呼召”（calling）。他说：”如果你看到它，你就被它呼召了。”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理性论证说服所有人接受的教育理念，而是一种需要特定视角才能”看见”的异象。你要么看到了，要么没看到；看到了的人，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这种基于呼召和热情的运动有其优势，也有其局限。优势在于，它吸引来的都是真正相信这个理念的人，他们愿意付出巨大的牺牲——包括经济上的、时间上的和精神上的——来推动这个事业。局限在于，热情本身不能确保持续性和系统性。当创校的那一代人逐渐老去，当最初的激情被日常的琐碎事务磨损，这些学校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如何不在成长过程中被主流教育体系同化？这些问题在九十年代还不明显，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变得越来越紧迫。
从热情到体系：古典基督教学校协会的诞生与演进
认识到仅仅依靠热情是不够的，一些有远见的教育者开始着手建立更加制度化的支持体系。古典基督教学校协会（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and Christian Schools，简称ACCS）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德特怀勒是ACCS的创始董事会成员之一，并在这个职位上服务了整整二十二年。他和古德温在董事会共事了大约五年，见证了这个协会从一个由少数充满热情的教育者组成的松散联盟，成长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专业组织。
大约在1999年左右，ACCS开始建立自己的学校认证体系。这是一个关键的战略决策。认证不仅仅是给学校贴上一个质量标签，更重要的是，它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古典基督教教育。通过制定认证标准，ACCS实际上是在为整个运动建立一套”语法”——一套关于教育哲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学校文化的共同语言和标准。
当古德温在2014年接任ACCS主席时，协会已经有大约两百到两百三十所会员学校。他带来了自己在商业领域积累的战略眼光和执行能力。在德特怀勒和董事会的支持下，他们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战略计划，目标是进一步扩大运动的影响力，同时确保新加入的学校能够保持古典基督教教育的纯正性。
这个战略计划的成果是显著的。到访谈进行时，ACCS的会员学校数量已经增长到大约四百一十所。更重要的是，这种增长主要来自新学校的创办，而不是现有学校的转型。古德温特别强调这一点：”增长的祝福主要来自于创校学校，所以我们有很多创校学校加入。”这意味着古典基督教教育的理念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社区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学校，而不仅仅是改造现有的教育机构。
作为ACCS的执行领导者，古德温采取了一种他称之为”牧养角色”（shepherding role）的管理方式，而不是那种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他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是亲自访问了超过一百所会员学校。他说：”当你从学校世界转到行政世界时，你常常会失去与学生的接触。而现在我能够在全国各地的教室里与学生们在一起，这是非常令人满足的。”这种亲力亲为的做法，不仅让他能够真实地了解各个学校的情况，也让他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和强化古典基督教教育的核心理念。
建立平行体系：ARCADE计划的战略意义
但古德温和ACCS的领导层很快意识到，仅仅有认证体系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平行系统”来支撑古典基督教教育的长期发展。这就是ARCADE计划的由来。ARCADE是一个首字母缩写，代表Accreditation（认证）、Certification（资格证书）、Diploma Authorization（文凭授权）和Endorsements（认可），这是一系列行政管理系统的总称。
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平行系统？古德温的解释切中要害：”我在过去几年访问过的所有学校中看到的一点是，当你周围的一切都在推动你偏离愿景时，要保持学校的愿景是一场挣扎。”这句话揭示了古典基督教学校面临的一个根本性挑战：它们生活在一个被主流教育体系主导的环境中。
具体来说，当一所古典基督教学校需要申请认证时，它可能不得不接受那些与古典教育理念相悖的评估标准；当教师需要获得教学资格时，他们必须接受充满进步主义思想的培训；当学生毕业需要文凭时，他们可能被要求满足那些与古典教育课程不符的要求。每一个这样的接触点，都是主流体系施加影响、导致”愿景漂移”的潜在风险点。
ARCADE计划的目标，就是为古典基督教学校建立一套从头到尾都”独特地古典”（uniquely classical）的体系。这样，学校可以在ACCS的框架内完成认证，教师可以获得专门针对古典教育的资格证书，学生可以拿到反映古典教育价值的文凭，而这一切都不需要向主流教育体系的标准妥协。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因为它实际上是在主流教育体系之外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教育生态系统。
愿景漂移：一个无处不在的威胁
在谈到古典基督教学校面临的挑战时，古德温反复提到一个概念：”愿景漂移”（vision drift）。他解释说，这个问题在学校董事会层面尤为突出。董事会成员通常有任期限制，比如三年一届。这意味着每隔几年，学校就会有一批全新的董事会成员。如果没有系统性的方式来传承创校异象，这些新的董事会成员可能只能在表面层次上理解学校的使命宣言和创校文件，而无法真正内化古典基督教教育的深层理念。
这里有一个深刻的讽刺。古典教育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反对”遗忘”——遗忘过去、遗忘传统、遗忘我们的根源。古德温说得好：”遗忘是古典教育所憎恶的东西，对吧？遗忘过去，遗忘我们从哪里来，遗忘我们是谁。”这是进步主义者告诉我们不重要的东西，他们关心的是我们要去哪里。但讽刺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反对遗忘的运动，也面临着遗忘自己初心的危险。
古德温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在招募董事会成员时要非常谨慎，要寻找那些在加入董事会之前就已经对古典教育模式表现出特别兴趣的人。这些人应该已经读过相关的书籍，已经对这个理念充满热情。他坦言：”这可能非常难找，所以有时候你必须培养他们。”但无论如何，绝对不能先把人招进董事会，然后再试图让他们理解古典教育。因为正如乔治·格兰特所说的，这是一种”呼召”——你要么看到了，要么没看到。
德特怀勒从Veritas出版社和他创办的学校的经验出发，补充了另一个观点。他指出，保持愿景的关键之一是不断地回到源头，阅读那些奠定古典教育基础的经典文本。这不仅仅适用于学生，也适用于教师、管理者和董事会成员。当整个学校社区都沉浸在伟大的经典作品中，当每个人都在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进行对话时，愿景漂移就会变得困难得多。
与主流教育的根本区别：不是方法，而是哲学
当我们试图理解古典基督教教育与主流教育的区别时，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以为这只是教学方法上的差异——比如古典学校更重视记忆，或者更强调阅读经典。但德特怀勒和古德温的对话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真相：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教育哲学。
主流的进步主义教育哲学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变化的”技能”。因此，它强调灵活性、创新性和所谓的”批判性思维”——但这种批判性思维往往是指向过去和传统的批判，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考。在这种框架下，知识本身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历史、文学、哲学这些人文学科被边缘化，因为它们似乎不能直接转化为职业技能。
古典基督教教育则基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前提：人性有其永恒的本质，而真正的教育是帮助人实现这个本质。这意味着教育不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而是为了培养完整的人——有智慧、有德性、能够辨别真善美的人。在这个框架下，经典作品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们古老，而是因为它们触及了人性中永恒不变的东西。柏拉图讨论的正义问题，奥古斯丁探讨的信仰与理性的关系，这些都不是过时的历史遗迹，而是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面对的根本性问题。
这种哲学差异在实践中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在主流学校里，学生可能学到很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清楚什么样的生活才值得过。而在古典基督教学校里，学生从小就被引导去思考最根本的问题：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正是在与这些问题搏斗的过程中，学生发展出真正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坚定的价值观。
不回避黑暗：一种勇敢的教育方式
古典基督教教育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不回避人类历史和思想中的黑暗面。德特怀勒在访谈中提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在古典基督教学校里，学生可能会阅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听起来可能会让一些家长感到震惊，但背后的逻辑是深思熟虑的。
在古典基督教学校里，阅读《我的奋斗》不是为了认同其中的观点，而恰恰是为了理解和批判它。学生们会在教师的引导下，仔细分析希特勒的论证方式，识别其中的逻辑谬误和道德错误，并将其与基督教世界观进行对比。这种做法基于一个信念：只有直面黑暗，才能真正理解光明的价值；只有了解错误，才能更深刻地把握真理。
这种方法与主流教育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很多当代学校里，某些”有争议”的文本被列入禁书名单，学生被保护起来不接触这些”危险”的思想。表面上看，这是在保护学生；实际上，这是在低估学生的智力和判断力，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发展真正批判性思维的机会。
古德温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他指出，古典基督教学校的学生会阅读从伏尔泰到法兰克福学派等各种世俗思想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很多都包含了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信仰的批判。但关键在于，学生是在一个基督教世界观的框架内来理解和评估这些思想。他们会学习”在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同时参与这些思想”，会”愿意在给予应有的认可的同时完成这项工作”。换句话说，他们学会了公正地对待不同的观点，既能看到其中的洞见，也能识别其中的错误。
这种教育方式的结果是显著的。古德温提到，在他们后来进行的”良土”（Good Soil）调查中，”独立思考”这一项成为古典基督教学校毕业生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与公立学校的毕业生相比，古典基督教学校的毕业生在独立思考这一指标上高出约四十个百分点。这不是偶然的，而是这种不回避挑战、鼓励批判性参与的教育方式的自然结果。
家庭学校：一个有趣的对比案例
在这场古典教育复兴运动中，家庭学校（homeschool）扮演了一个有趣而复杂的角色。德特怀勒和古德温都注意到，家庭学校群体与古典基督教学校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差异。
从动机和价值观来看，许多选择家庭学校的家长与创办古典基督教学校的家长有着相似的关切：他们都对主流教育体系感到不满,都希望为孩子提供一种更加以价值观为基础、更加注重经典学习的教育。在后来的”良土”调查中，家庭学校的毕业生在很多指标上都是除了古典基督教学校之外表现最好的群体，这印证了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
但德特怀勒也敏锐地指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他认为，如果我们把学校教育的质量分布想象成一条钟形曲线，大多数学生会聚集在中间，而两端则是表现特别好和特别差的少数。在传统学校里，这条曲线比较高而窄——大部分学生的表现比较接近平均水平。但在家庭学校中，这条曲线可能更平坦——中间不那么高，但两端延伸得更远。这意味着在家庭学校群体中，你既能看到做得异常出色的例子，也能看到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情况。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不难理解。学校教育有一定的质量控制机制——教师需要接受培训，课程有统一的标准，学校会接受外部评估。而家庭学校的质量则更多地取决于家长的教育背景、投入程度和可用资源。一些家长非常投入，阅读了大量关于古典教育的文献，精心设计课程，他们的孩子可能接受到比很多学校更好的教育。但也有一些家庭可能缺乏必要的资源或专业知识，孩子的教育质量就会受到影响。
德特怀勒提到，他希望”良土”调查能够区分出那些采用古典教育方法的家庭学校，以便与古典基督教学校进行更直接的比较。他相信，如果能够做这样的细分，我们会看到采用古典方法的家庭学校与古典基督教学校之间有很高的一致性。这个观察很有洞见，因为它提示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教育发生的场所（学校还是家庭），而是教育的哲学和方法。
从Veritas出版社的角色：为运动提供智识资源
在讨论古典教育复兴的历史时，不能不提到Veritas出版社的独特贡献。作为Veritas的创始人，德特怀勒不仅仅是一个学校创办者或运动推动者，他还是一个内容创造者和资源提供者。
Veritas最著名的产品之一是Omnibus系列，这是一套专门为古典基督教教育设计的教材。Omnibus的拉丁文原意是”所有的东西”或”为所有人”，这个名字本身就体现了古典教育的一个核心理念：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全面的、综合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
在访谈中，古德温提到Omnibus时说：”你在Veritas那里所做的优秀工作。”虽然这只是一句简短的评论，但它反映了Veritas在整个运动中的重要地位。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认识到，对于一个新兴的教育运动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课程和教材。很多教师可能被古典教育的理念所吸引，但当他们走进教室时，他们需要具体的教学材料——哪些经典作品应该在哪个年级阅读？如何引导讨论？如何评估学生的学习？
Veritas的产品就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设计的。它们不仅提供了精选的文本和阅读材料，还提供了详细的教学指导，帮助教师（包括那些可能没有接受过传统教育学训练的教师）能够有效地在教室里实施古典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Veritas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使能者”（enabler）角色——它使得古典教育的理念能够在全国各地的教室里成为现实。
更重要的是，Veritas的存在也体现了古典基督教教育运动正在建立自己的”平行体系”。就像ACCS提供认证和教师培训一样，Veritas提供课程材料和教学资源。这些独立于主流教育体系的机构和资源，共同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教育生态系统，使得古典基督教学校不必依赖那些可能与其理念相冲突的主流教育资源。
从热情到证据：为什么需要”良土”调查
到了2010年代中期，古典基督教教育运动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从最初的几所学校，发展到几百所学校；从少数几个充满热情的创办者，发展到一个拥有数千名教师和数万名学生的运动。但一个关键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这一切真的有效吗？
在1992年，当德特怀勒和他的同伴们在奥兰多创办日内瓦学校时，他们凭借的是一种信念——相信古典教育会培养出不一样的学生。他们可以指向历史，指向那些在古典教育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伟大人物。但他们无法提供当代的、系统性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方法确实有效。
德特怀勒在访谈中坦诚地回忆道：”当我们在1992年在奥兰多推销古典基督教学校时，我们讨论的是’可能会是什么’。”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但缺乏实证的时期。家长们被要求基于一种理念和愿景做出重大决定——把他们最宝贵的孩子托付给这种未经验证的教育模式。这需要巨大的信心，也正是这种信心支撑着早期运动的发展。
但到了201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第一批古典基督教学校的毕业生已经成年，进入了大学，开始了职业生涯，有些甚至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现在有可能对这些毕业生进行追踪研究，看看他们的人生轨迹是否真的与主流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所不同。这不再是关于”可能会是什么”，而是关于”实际上是什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良土”（Good Soil）调查应运而生。这个调查的起源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体现了古典基督教教育社区内部的协作精神和对真相的追求。
“良土”调查的诞生：一个偶然的电话
故事开始于普林斯顿威尔伯福斯学校（Wilberforce School）的校长哈尔·惠特曼（Hal Whitman）打给古德温的一个电话。惠特曼说：”嘿，我们有你们做的所有那些很棒的SAT分数调查，告诉我们学生在学术上表现如何。但我有很多人想知道他们在灵性上表现如何，他们在生活中表现如何？我的意思是，更大的图景是什么？”
这个问题直击要害。古典基督教教育从来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学术上优秀的学生。如果目标只是提高考试分数，那么采用任何一种严格的教学方法都可能达到这个目的。古典基督教教育的真正目标更加深远——它要培养的是有智慧、有德性、信仰坚定的完整的人。但这些东西如何衡量呢？如何证明呢？
古德温的第一反应是谨慎的。他说：”哦，是的，但你说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做到。”这种谨慎是有道理的。测量学术成就相对简单——有标准化考试、GPA、大学录取率等客观指标。但如何测量一个人的灵性成长？如何评估他们的人生是否有意义和满足感？如何确定他们的世界观是否真正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这些都是极其复杂和微妙的问题，不是几个简单的问卷题目就能捕捉的。
但惠特曼没有放弃。他说：”让我们看看能不能试试。”于是，惠特曼和古德温开始了一场全国性的寻访，寻找那些曾经做过类似研究的学者和学术机构，希望能找到某种可信的来源或途径。他们接触了三四个不同的研究团队和机构，但都没有找到完全合适的合作伙伴。
与圣母大学的合作：一个意外的机遇
转机出现在他们联系上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时候。他们发现，圣母大学之前进行过一项由加拿大卡迪斯研究所（Cardus Institute）赞助的追踪调查，这项调查涵盖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学校。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项”追踪调查”（tracking survey），每隔三四年重复进行一次，以观察趋势的变化。
这项调查的问卷非常详尽——整整八十六页。古德温说，对于不熟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人来说，这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但实际上你只需要三百到六百个完整回答问卷的受访者，就可以获得统计上的有效性。当然，前提是这些受访者必须从一个大的样本库中随机抽取，而不是精心挑选的。
圣母大学领导这项研究的教授同意为古典基督教学校的毕业生重新进行这项调查，以便将数据进行比较。这个决定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缺点是ACCS无法影响问卷的内容——他们不能添加自己特别想问的问题。但优点，正如古德温所指出的，是这样可以保证调查的客观性。他说：”我们不能问任何我们想问的问题，但优点我想是，当你有八十六页的问题时，你可能会找到值得了解的东西，对吧？”
更重要的是，不参与问卷设计大大增强了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如果ACCS自己设计问卷、选择问题、收集数据，无论结果如何，都会有人质疑其客观性——是不是故意选择了那些能够显示古典基督教教育优势的问题？是不是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有偏见？但现在，问卷是由一个中立的学术机构设计的，最初是为了研究完全不同的学校类型，ACCS没有任何机会去操纵问题或结果。
古德温总结道：”我们在调查中没有任何直接的参与… 所以优点我想是，当你有八十六页的问题时，你可能会找到值得了解的东西，对吧？但我们显然可以因为没有参与设计过程而获得更多的客观性认可。”这种对客观性的重视，体现了古典基督教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不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确认的小圈子，而是愿意接受外部检验，愿意让证据说话。
数据收集的挑战：寻找几千个毕业生
确定了调查方法之后，下一个挑战出现了：如何找到足够多的古典基督教学校毕业生来参与调查？研究人员说，为了确保统计有效性，他们需要从成千上万个毕业生的名单中随机抽取样本。如果样本库太小，或者如果ACCS挑选特定的毕业生参与，那么调查结果就会缺乏代表性。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德温回忆说，这个过程花了大约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他们需要联系全国各地的会员学校，请求这些学校提供毕业生的联系信息。这涉及到隐私保护的考虑，需要获得毕业生的许可。而且，由于古典基督教教育运动相对年轻，早期的毕业生数量有限，要收集到三四千个符合年龄要求（23至42或43岁）的毕业生名单，需要动员整个社区的力量。
但他们最终做到了。古德温说：”我们花了大约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才找到足够的名字，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们交给研究人员，他们可以在不精选的情况下随机选择。所以我们有三四千个名字交给了他们。”这些名字被交给圣母大学的研究团队，由他们按照科学的方法随机抽取受访者，进行调查。
整个过程的严谨性确保了最终结果的可信度。当数据最终出来时，没有人能够说这是ACCS自己制造的、自我服务的研究。这是一项由独立的学术机构进行的、采用科学方法的、可以与其他学校类型直接比较的研究。
五种学校类型的比较框架
卡迪斯/圣母大学的原始调查涵盖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学校，这为古典基督教学校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比较框架。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五种类型：
第一类是公立学校。这是美国教育的主流，也是大多数美国儿童接受教育的地方。公立学校代表了杜威式进步主义教育的典型实践，也是古典基督教教育运动最主要的对照组。
第二类是预科学校（preparatory schools）。古德温特别解释了这一类：”这些是独立的私立学校，主要在预科领域。住在北方和南方某些地区的人熟知这些学校。”他还提到一个关键数据：”根据政府统计，这些学校的平均学费大约是每年两万一千美元，所以它们是相当昂贵的地方。”
预科学校的加入为调查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人们常常假设，私立学校的学生之所以表现更好，仅仅是因为他们来自更富裕、更有教育意识的家庭。通过包括预科学校——那些学费最高、资源最丰富、传统上为精英阶层服务的学校——调查可以控制社会经济因素，看看古典基督教教育的效果是否仅仅是家庭背景的反映。
第三类是福音派基督教学校。这些主要是与ACSI（国际基督教学校协会）有关联的学校。古德温指出，ACSI”有成千上万的会员… 是最大的基督教学校组织。”这个对照组特别有意思，因为它控制了宗教信仰这个变量。如果古典基督教学校的毕业生在某些方面表现更好，这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他们接受了基督教教育”，因为福音派基督教学校的学生也接受了基督教教育。差异必然来自教育理念和方法的不同——古典教育模式与传统基督教学校模式的不同。
第四类是天主教学校。古德温提到：”天主教学校系统显然比ACSI还要大。”天主教学校代表了另一种基督教教育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成熟的体系。虽然天主教教育和古典基督教教育之间有一些共同点（比如都重视传统和经典），但在神学和教育理念上也有重要差异。
第五类是家庭学校。正如前面讨论的，家庭学校群体与古典基督教学校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有趣的差异。在调查中，家庭学校的数据来自卡迪斯的全国性样本，而不是专门针对采用古典方法的家庭学校，这意味着它代表了家庭学校的广泛光谱。
这五种类型的学校涵盖了美国K-12教育的主要形式，为理解古典基督教教育的独特之处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背景。
ACCS的贡献：从原始数据到”良土”研究
虽然ACCS不能影响问卷设计或数据收集过程，但它在数据分析和呈现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正是ACCS作为一个专业组织的价值所在。
古德温解释说：”ACCS除了提供重新进行调查的资金之外，我们做出的贡献是，我们对所有的问题进行了分类。因为调查非常庞大，当卡迪斯报告时，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归纳… 教会出席率的问题与生活和职业选择的问题混在一起，还有，你知道，他们认识多少有影响力的人，我的意思是，这是一项大规模的调查。”
面对八十六页、可能包含数百个问题的问卷，如果不进行系统的组织和分析，数据就只是一堆难以理解的数字。ACCS的团队仔细审查了所有问题，将它们分组为六到七个主题类别。古德温提到了其中几个：”这些涵盖了诸如学术准备、基督徒生活、基督教世界观等方面。”
这种分类工作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数据处理，它实际上反映了ACCS对古典基督教教育目标的理解。通过选择哪些问题归为一类，如何定义每个类别，ACCS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阐明：我们认为什么是重要的？我们希望在毕业生身上看到什么结果？
这六到七个类别最终构成了”良土”研究的框架。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象征意义——它来自圣经中撒种的比喻，其中只有落在良土上的种子才能生根发芽、结出果实。这个名字暗示了调查的核心问题：古典基督教教育是否为学生提供了”良土”，使得信仰和美德能够在他们的生命中扎根并结出果实？
调查的目标群体：23至42岁的毕业生
“良土”调查的目标群体有一个特定的年龄范围：23至42或43岁。这个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反映了调查设计者对于何时能够真正评估教育成果的理解。
23岁是一个关键的分界点。到了这个年龄，大多数人已经完成了本科教育，有些可能已经完成了研究生学习。他们开始了职业生涯，许多人已经在社会中建立了独立的生活。他们的价值观、信仰和生活方式已经相对稳定，不再像青少年或大学生那样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换句话说，23岁是一个足够成熟的年龄，可以看出K-12教育的长期影响。
而上限设在42或43岁，则确保了受访者都是在现代古典基督教教育运动开始之后接受教育的。回想一下，第一批古典基督教学校是在1990年代初创立的。到调查进行时（大约2016-2017年），这些早期学校的毕业生大多在30多岁到40岁出头。设定这样的年龄上限，可以确保样本主要包括那些真正在古典基督教学校接受了完整K-12教育的人。
这个年龄段的选择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它让调查能够超越即时的、容易测量的结果（比如大学录取率或起薪），而去探讨更深层、更长远的问题。一个人在30多岁或40多岁时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婚姻是否稳定？他们是否在职业上找到了意义？他们是否持续参与教会生活？他们是否培养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如何养育自己的孩子？——这些问题的答案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出他们接受的教育对他们人生的深远影响。
这种长期视角与古典基督教教育的理念是一致的。古典教育从来不是为了短期效果而设计的——不是为了下一次考试，甚至不仅仅是为了大学录取。它的目标是培养能够过上有意义、有德性生活的完整的人。而这样的目标，只有在一个人真正进入成年生活、面对真实世界的挑战和选择时，才能得到检验。
等待结果：董事会会议上的紧张时刻
古德温分享了一个生动的细节，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数据最终到来时那种期待和紧张的时刻。他说：”当我们第一次看到数据时，这很有意思，数据是在我们举行全国董事会会议的那天到达的，所以我们的董事会当然想看到它。”
想象一下那个场景。ACCS的全国董事会——包括德特怀勒在内，这些都是古典基督教教育运动的先驱和领导者——聚集在一起开会。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参与这个运动，投入了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现在，他们即将看到第一个系统性的、科学的评估，来回答那个一直萦绕在心头的问题：这一切真的有效吗？
古德温回忆说：”当时，我们并没有任何特定的期望，我们只是要看看会出现什么。”这种表述既谦逊又诚实。当然，每个人心里都希望看到积极的结果，希望证明他们多年的努力是值得的。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如果调查是真正客观和科学的，那么结果可能是任何样子的。也许古典基督教教育的优势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大；也许在某些方面，毕业生的表现并不比其他学校的学生好；也许甚至会发现一些令人不安的弱点。
这种不确定性既令人焦虑又令人兴奋。如果你完全确定结果会如何，那么等待就只是例行公事。但当结果真的可能颠覆或确认你的整个人生工作时，那种等待就充满了意义。
惊人的差异：数据揭示的故事
当数据终于呈现在董事会面前时，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古德温说：”调查中最大的故事是古典基督教毕业生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差异。柱状图显示出相当大的不同。”
作为一个在商业世界有多年市场研究经验的人，古德温对这种差异的规模感到震惊。他解释道：”我在世俗世界从事营销工作，我大约五年的工作之一就是在世界各地进行各种市场研究，所以我相当熟悉定量研究的运作方式。通常你不会看到，特别是在这种规模的调查中，有这么多受访者的情况下，你不会看到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
这一点值得仔细思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特别是涉及教育成果的研究，通常的情况是不同干预措施或方法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可能一种方法在某个指标上比另一种方法好5%或10%，这已经被认为是显著的效果了。但”良土”调查显示的差异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在许多指标上，古典基督教学校的毕业生与其他类型学校的毕业生之间存在着20、30甚至40个百分点的差距。
古德温总结说：”可能关于这项调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最大事情就是差异有多大。”这种表述非常克制，但你可以想象当他和董事会成员们第一次看到这些图表时的反应。这不仅仅是”我们做得还不错”的满意，而是”哇，这些差异大到让人难以置信”的震惊。
更重要的是，这种震惊来自一个训练有素的研究者，一个知道如何批判性地看待数据的人。古德温不是一个容易被印象深刻的人，他在惠普工作期间已经看过无数的市场研究报告。但即使以他的标准来看，”良土”调查显示的差异也是异常巨大的。
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古典基督教教育不仅仅是稍微好一点，或者在某些方面有一些优势。它意味着这种教育模式正在产生根本性的、深刻的、可测量的差异。它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在生活的多个重要维度上，都显著地不同于主流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年轻人。
而这些差异的具体内容——哪些方面的差异最大？哪些发现最令人惊讶？这些数据对古典基督教教育运动意味着什么？——将是我们下一篇文章的主题。
尾声：从信念到证据的旅程
当我们回顾从1992年的日内瓦学校到”良土”调查这二十多年的历程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信念到证据的非凡旅程。
1992年的那些创办者——德特怀勒、古德温以及无数其他人——凭借的是一种直觉,一种信念，一种对传统智慧的信任。他们相信，如果让孩子们与柏拉图对话，与奥古斯丁一起沉思，在伟大的经典中浸润，这些孩子会成长为不同的人——更有智慧、更有德性、更有深度的人。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假设，一个愿景，一个”可能会是什么”的图景。
现在，二十多年后，这个假设得到了检验。通过一个科学设计的、客观的、大规模的追踪调查，我们第一次有了系统性的证据来评估古典基督教教育的长期效果。而这个证据，正如古德温所说，显示出”异常巨大”的差异。
但这个故事还远未结束。”良土”调查虽然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总体数据，但它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具体是哪些指标显示了最大的差异？是学术表现？是信仰的坚定性？是人际关系的质量？是职业满意度？还是生活的意义感？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解释这些差异？它们真的是古典教育方法的直接结果吗？还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这些问题将在我们的第二篇文章中深入探讨。我们将详细分析”良土”调查的具体发现，看看数据告诉了我们什么关于古典基督教教育的独特价值。我们还将探讨这些发现对于运动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对于正在考虑为孩子选择古典基督教学校的家长，对于正在努力保持学校愿景的管理者和董事会成员，对于那些正在考虑加入这个运动的教育者。
德特怀勒在访谈结束时的评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过渡。他说：”这真的会提供我们在1992年没有的客观性，当时我们在奥兰多推销古典基督教学校，谈论’可能会是什么’。现在我们可以回顾并说’这就是实际情况’，它真的是我们认为会是的样子，事实上，也许甚至更好。”
从”可能会是”到”实际是”，从信念到证据，从少数先驱的愿景到一个拥有四百多所学校的运动——这就是古典基督教教育复兴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可能才刚刚开始被讲述。
（未完待续）
注：本文基于马龙·德特怀勒（Marlon Detweiler）与大卫·古德温（David Goodwin）的对话整理而成。德特怀勒是Veritas出版社的创始人，古德温是古典基督教学校协会（ACCS）的主席。他们的对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内部视角，来理解这场教育复兴运动的起源、发展和影响。下一篇文章将深入探讨”良土”调查的具体发现，揭示古典基督教教育如何在实际生活中改变了毕业生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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