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与塔克·卡尔森就支持以色列的神学基础展开辩论时,他们触及了当代基督教最敏感也最被误解的议题之一。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讨论,更是一场关于圣经解释、教会身份和末世论的深层神学较量。
超越政治的神学问题
首先必须澄清的是,这场辩论的核心不在于地缘政治立场,而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圣经中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当克鲁兹引用创世记中”祝福以色列的必蒙祝福”这一经文时,他实际上是在做一个重大的神学声明:现代以色列国就是圣经中应许的直接继承者。
但这种简单的等同是有问题的。塔克·卡尔森的质疑——尽管带有明显的挑衅性——指向了一个关键点:我们如何定义”以色列”?是指一个民族、一个神学概念,还是一个现代政治实体?
改革宗的平衡智慧
改革宗传统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一个更加细致和平衡的视角。这个立场既不是完全的”替代神学”,也不是简单的时代论锡安主义。
首先,改革宗神学坚持教会是新约的以色列。 这不是”替代”,而是”完全绽放”。正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将原本给以色列在迦南地的应许扩展到整个地球上的教会,神的应许通过基督得到了完全和扩展,而不是被取代。
其次,这种立场并不否认犹太人的特殊地位。 罗马书11章清楚地预言,那些因不信而被”折断”的犹太人将来要被”重新接上”橄榄树。这意味着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在神的救赎计划中仍有特殊的角色要扮演。
区分民族与政治实体
这里的关键区别是:支持犹太人作为神选民的特殊地位,与无条件支持现代以色列国的所有政策,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当克鲁兹声称基督徒”被命令支持以色列政府”时,他犯了一个类别错误。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在旧约时代,你可以祝福以色列民族而不支持玛拿西王的政府,也可以祝福以色列民族而支持约西亚王的政府。民族的身份与其政治领导层是可以分离的。
历史的连续性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历史连续性。如果我们说1948年建立的现代以色列国就是圣经应许的直接实现,那么我们必须回答:1948年之前的近两千年里,这些应许是如何实现的?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是否也包含在这个应许中?
时代论的回答往往是将这段历史视为”插入的时代”,但这种解释在神学上是有问题的。它暗示神的计划可以被”暂停”,这与神的不变性和主权相冲突。
避免两个极端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避免两个极端:
第一个极端是完全的替代神学,认为教会完全取代了以色列,犹太人不再有任何特殊地位。这种观点忽视了罗马书11章的清楚教导,也违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不变应许。
第二个极端是现代时代论锡安主义,将现代以色列国与圣经中的以色列完全等同,要求基督徒无条件支持其所有政策。这种观点混淆了神学应许与政治现实,也可能导致道德上的盲点。
历史改革宗的一贯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相信犹太人将来的归信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或政治产物。从宗教改革开始,改革宗的神学家们就一直持有这种观点。这是基于对圣经的仔细研读,特别是罗马书11章的教导,而不是对现代政治发展的回应。
这种立场与”世俗的自由主义战后共识”无关,而是源于”历史改革宗神学”的深厚传统。它既维护了神对犹太人不变的应许,又避免了将神学与特定政治议程混淆。
实践的含义
这种平衡的神学立场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 我们应该为犹太人的救恩祷告,因为神应许他们将来的归信。
- 我们可以支持以色列作为犹太人家园的存在权,但这不等于盲目支持其所有政策。
- 我们应该根据正义、怜悯和公平的圣经原则来评判具体的政治行为,而不是根据民族身份给予道德豁免。
- 我们必须记住教会的普世性质,避免让对任何特定民族的关注损害福音的普世使命。
结语:智慧的平衡
在一个极化的世界里,保持神学的细致和平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既不能因为政治正确而忽视神对犹太人的特殊应许,也不能因为神学偏见而将现代政治实体神圣化。
真正的改革宗立场要求我们既坚持圣经的权威,又运用智慧来区分神学真理与政治现实。在应许与政治之间,在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在特殊的呼召与普世的使命之间,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答案,而是圣经的智慧。
正如评论者所说,这个立场”与现代政治无关,而与历史改革宗神学有关”。在一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让我们回归圣经,用神的话语而不是政治立场来塑造我们的神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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